中国五年规划的转型对理解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道路也具有启示意义：第一，倒出洗脚水的时候，要留住婴儿。既要有开放创新的精神，又需要实事求是地坚持走自己的道路。改革成功经验在此，新时代改革更需要坚持这一条。第二，改革开放的中国道路已经超越了苏联模式，也超越了西方模式，而是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形成了组合优势。第三，中国的实践开创了21世纪国家发展规划的成功范例，它既扎根于中国体制，又具有全球普遍意义。
今天讲座主题是改革开放与五年规划体制转型，主要是和各位共同探讨改革开放以来五年规划根本性质、管理体制与编制体制的转型，并基于这种转型探索能够有效解释实践的新理论话语，提出公共事务治理规划、目标治理、集思广益型决策的解释。讲座基于我们的两项研究，一项是我年出版的《目标治理：看得见的五年规划之手》，另一项是王绍光和我在年出版的《大智兴邦：中国如何制定五年规划》。
进入主题之前，我先交代一下我们的方法论。近代以来的中学西学体用之争延续至今。我们倡导的方法论既不是西学为体，并非中学为体，而是实践为体。我们的研究，不是从文献出发，而是从事实开始，先要经历一个“事实浸泡”过程。“事实浸泡”为何重要？任何理论概念，本质上都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一个抽象的摹本。如果缺乏对于现实世界深刻的整全的认识，再精巧的理论必然也是失真的。我们通过参与发展规划*策研究形成理解，并与已有理论对话，提出我们的假说，再进行实证。[1]
一、国家计划体制失败了吗？1、国家计划失败论：检验与反思
我们正处于第13个五年规划期，今天中国五年规划已经获得高度认可，很少人会主张废除五年规划。90年代的主流看法和理论却并非如此，当时盛行的观点是“国家计划失败论”。年的世界银行报告《从计划到市场》对国家计划体制给出了一个历史性的宣判，认为国家计划因为其深层次的低效率的问题，本质上并不可行。报告还分析了计划体制的几个方面问题,包括:计划制定者无法得到足够的信息，以替代在市场经济中由价格所传递的信息。随着关系成为一个重要的因素，计划基本上成为一种个人化的讨价还价的过程。计划体制已经被证明对于工业不利，对于农业更不利。对于个人积极性的压制，要求实行一套严密的控制措施。[2]
美国*治学者福山更是贸然抛出了“历史终结论”的观点，认为：采取计划机制的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失败，历史已经终结，人类社会只有资本主义一途，别无选择。[3]既便像斯蒂格里茨这样的“左翼学者”，同样也认为：这样的计划只能集中在一个非常“局部”的水平时（例如城市规划、企业规划）才是可行的，而全国性的计划框架是不可行的。[4]
可以说，当时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就是国家计划体制已经失败，前途是什么？就是年世界银行报告标题开宗明义提出的“从计划到市场”。社会主义国家的前途就是与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接轨。
我们可以把当时社会主义国家分为两类：一类是转轨国家，即与资本主义体制接轨的国家，另一类转型国家，即在借鉴西方体制的同时，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自主推进改革的国家。经过20多年的实践检验，出现了不同的结果，以人类发展指数来看，转轨国家要么是停滞之后再缓慢增长，要么是先下降后恢复。相反，转型国家中国与越南则是持续上升，而且中国是持续快速的上升。（见图1）
图1:转轨（型）国家HDI变化情况：（-年），根据UNDP：HDItrends(-)数据整理。可获得数据的转型国家20个，其中第一组别为停滞上升型，包括5个国家：波兰，捷克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匈牙利，克罗地亚；第二组别为下降恢复型，包括12个国家：立陶宛，拉脱维亚，俄罗斯联邦，塔吉克斯坦，斯洛文尼亚，爱沙尼亚，罗马尼亚，白俄罗斯，亚美尼亚，塔吉克斯坦，哈萨克斯坦，摩尔多瓦；第三组别为持续上升型，包括中国、越南两个国家。
当时西方学者有一个看法认为转轨过程会经历痛苦的泪谷，[5]还有一个词叫“休克疗法”，为了恢复健康，得通过短暂休克进行治疗。事后来看，我们发现这个“泪谷”非常之长，有许多的转轨国家的人均GDP20年后还没有恢复到转轨之初的水平，像俄罗斯等国家十几年才恢复。(见图2)二十多年，弹指一挥间，中国跟俄罗斯、东欧国家的对比关系发生了沧桑巨变，许多方面中国已经后来居上了。这也深刻地证明了“道路决定命运”，选择什么道路，就可能会影响一个国家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命运。
图2:转轨（型）国家人均GDP变化情况：(-年,年国际元计算)，数据来源：Bolt,J.andJ.L.vanZanden().TheFirstUpdateoftheMaddisonProject;Re-EstimatingGrowthBefore.MaddisonProjectWorkingPaper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