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疫情让我们了解了病*的基本传染数（R值），表示一个病*携带者可以传染给几个人。如果病*的基本传染数大于1，它就会在人群中蔓延。传染的结果是指数级增长，因此增速非常之快，如果R值是2，五轮过后有32个病人，当年的水桶挑战就是这个传播速度。如果是3，五轮过后，就会有个病人。麻疹的R值达到16，艾滋病是4，SARS是3，埃博拉和流感在1和2之间。
亚当·库查尔斯基是剑桥大学数学博士，伦敦卫生与热带医学院助理教授，专门对病*爆发做数学分析。他在新书《传染的定律》中说，影响R值的有四个因素，他称之为DOTS，它们是感染期持续的时长（duration），传播的机会（O），传播的可能性，易感人数（Susceptibility）。降低其中一个或多个因素，就可以降低R值。比如，治愈病人可以减少感染时长；隔离可以减少感染机会；戴口罩可以降低传播的可能性；打疫苗可以减少易感人群。《传染的定律》书封《泰晤士报》的评论说，学校确实是一个很麻烦的地方。年7月H1N1流感在英国爆发，可是一放暑假，当孩子们回家对着游戏机而不是同学咳嗽，发病率就迅速下降。密切接触会传播很多病*，英国人一般每天只跟五个人有身体接触，而意大利人两倍于此。从这个角度来说，英国人的矜持能保命。图片来源电影《传染病》库查尔斯基介绍了传染病模型的发展历程。疟疾曾经广泛流行于全球，从欧洲到北美，从奥斯陆到安大略。莎士比亚戏剧中有八部提到过疟疾。专家后来意识到，疟疾的传播跟蚊子有关，但不需要把蚊子全除掉就能消灭疟疾。假如一个人的村子里有一个人感染了疟疾，要有蚊子叮咬他疟疾才会传开。如果四个蚊子里有一个会咬人，这一地区如果有只蚊子，只有个会咬人。由于人里面有一个感染，所以只蚊子只有12只咬人。疟疾寄生虫要花时间在蚊子身上繁殖，蚊子要活得够久才行。假如三分之一的蚊子做得到，也就是四个蚊子会传播疾病。这个地区即使有只蚊子，也只会导致一个人受感染。每个月还有20%的感染者痊愈，如果痊愈人数超过新增人数，疾病水平最终将降到零。图片来源
NPR.org很多人对数学模型的预测表示怀疑，库查尔斯基讲解了数学模型的合理性。“有人认为，传染病的数学模型太模糊或太复杂。但本质上数学模型是对现实的简化，帮助我们理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它们尤其有助于解答无法用实验来回答的问题。如果卫生部门想知道它们的疾控策略是否有效，他们无法让时光倒流，知道在没有采取措施的情况下会是什么结果。如果我们想知道今后的传染病的情况，我们也不能有意地放出一种新的病*。模型让我们可以在不干预现实的情况下考察疾病的爆发。我们可以引入不同的控制手段，如灭蚊和疫苗，来看它们是否有效。”Kermack与McKendrick在建立了SIR传染病模型。这个模型把人们被分为三类，易感者（Susceptible）、感染者（Infectious）和痊愈者（Recovered），三个首字母合起来就是SIR。按照这个模型，假如一万人中有一个病例，五十天后到达峰值，80天后结束。按照这个模型，传染病的爆发会在所有易感人群被耗尽前就结束。在传染初期，有许多易感人群，所以感染人数每天都多于痊愈人数，但易感人群在减少，当它足够小的时候，痊愈人数开始多于新增人数。当有了免疫力的人足够防止传染时，人群获得了群体免疫力。库查尔斯基也探讨了数字之外的方面，如流行病的文化和*治问题。有些国家开始排外，指责外国人这一做法既古老又没有帮助。桑塔格在《疾病的隐喻》中说：“对瘟疫的通常描述有这样一个特点，即瘟疫一律来自他处。当梅*在十五世纪最后十年以流行病的形式开始肆虐整个欧洲时，人们给梅*起的那些名字成了一些例证，说明人们需要把那些令人恐惧的疾病当作外来的疾病。梅*对英国人来说，是“法国花柳病”，对巴黎人来说，是“日耳曼病”，对佛罗伦萨人来说，是“那不勒斯病”。在俄国，它是波兰人带来的，在波兰它是土耳其人带来的，而土耳其人称之为基督徒病。这次一个英国人把冠状病*传染给了11个人，被称为超级传播者。但库查尔斯基说，这个人不太可能有什么特别之处，他只是比较不幸，曝光他的名字、暗暗地羞辱他没有什么意义。增加传染可能性的因素有很多，某个人能传染给多少个人主要看运气。他还讲述了艾滋病的“零号病人”盖尔坦·杜加的故事，他被认为是第一个把艾滋病带到美国的人。实际上他不是，他只是传染给了几个人，他之所以受到媒体注意，是因为他愿意帮助调查者追溯他的伙伴。因为愿意出力，他成了坏人。在这种情况下，指责适得其反。为了防止感染，医院，诚实讲述他们接触过谁。如果让他们成为公众的敌人，他们就不太愿意站出来。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个上一篇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