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历史地名方位，就是将此处地名挪移至彼处，使原有地名发生了地理空间上的变动或错位，可以称之为“历史地名的地理移位”或“历史地名的空间移位”。
如小说第３４回描写刘备建议刘表让赵云“拒三江，以当孙权”。按汉末军阀分据荆州的形势看，刘备所说“三江”的方位指向应在荆州江夏郡东南部（今鄂东一带），与所谓“三江口”连接，但三江泛指三条江，三江口指三江汇合处。
“三江”之名见载于《史记》《汉书》和《三国志》等早期历史典籍。《史记·夏本纪》曰：“淮海维扬州：彭蠡既都，阳鸟所居。三江既入，震泽致定。”《汉书·沟洫志》曰：“于吴，则通渠三江、五湖。”《三国志·邓芝传》载邓芝对孙权云：“蜀有重险之固，吴有三江之阻。”三部史籍都指“三江”在扬州吴地（今江苏、浙江一带）。
唐人司马贞《史记索引》释“三江”云：“韦昭云：‘三江谓松江、钱唐江、浦阳江。’今按：《地理志》有南江、中江、北江，是为三江。其南江从会稽吴县南，东入海。中江从丹阳芜湖县西南，东至会稽阳羡县入海。北江从会稽毗陵县北，东入海。”韦昭，三国东吴史学家，其三江之说代表了当时人的看法。无论是韦昭的三江说，还是司马贞的三江说，都说明三国时期荆州无“三江”之名，刘备所说“三江”实为罗贯中加以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
第４１回两次写到景山，一次写刘备问路，左右答道：“前面是当阳县，有座山名景山。”另一次写曹操观战：“却说曹操在景山顶上望见一将，所到之处，威不可当。”地名景山很常见，仅《山海经》便载有三处景山，一处在今山西闻喜县，一处在今河北邯郸市，一处在今湖北保康县。而当阳景山未见载于早期历史地理文献，应是一处作者进行地理移位的历史地名。郦道元《水经注·沮水》云：“沮水出东汶阳郡沮阳县西北景山，即荆山首也，高峰霞举，峻峡层云。”
汶阳郡沮阳县为东晋所置郡县，位于今湖北保康县、远安县一带，“东”字为衍文；景山，乃著名的荆山山脉之首。沮水源自保康县西北之景山，流经当阳县境，罗贯中有意将云霞笼罩的景山迁移至当阳县，以衬托长坂坡之战的激烈而宏大的场景。
又如第８１至８４回，作者集中笔力描写了夷陵大战，屡屡述及“猇亭”这个深刻影响战役结局的关键地名。“猇亭”之名首见于《三国志·先主传》，可能是刘备临时设置或更名的亭级行*区划名。《先主传》载曰：“先主自秭归率诸将进军，缘山截岭，于夷道猇亭驻营，自佷山通武陵，遣侍中马良安慰五溪蛮夷，咸相率响应。镇北将军黄权督江北诸军，与吴军相拒于夷陵道。”
夷道，汉县名，辖今湖北宜都市等地；佷山，亦汉县名，辖今湖北长阳、五峰等地。夷道、佷山二县相邻，均位于长江之南，夷水（今习称清江）自西向东横穿其境，二县西南部与武陵郡（今湘西等地）相邻，故而刘备遣马良从佷山县前往武陵联络蛮夷部落共同伐吴。
史籍记述非常清楚：刘备主要兵分两路，由黄权率江北诸军进驻夷陵道（夷陵县通往当阳、临沮等地的驿道），与吴军偏师对峙，并防阻魏军夹击；由刘备亲率主力进驻江南清江流域的“夷道猇亭”，与吴军主力对峙。可见，历史地名猇亭在江南夷道县境，当位于清江之滨。
从《水经注》等地理文献记录看，长江三峡斜穿宜都郡（今湖北宜昌市），两岸山峦林立，地形险要，不适宜兵家排兵布阵。然而，罗贯中则将猇亭从清江流域迁移至长江之滨，第８４回描写刘备在大江两岸扎营布阵：“先主于猇亭，尽驱水军顺流而下，沿江屯扎水寨，深入吴境。……夹江分立营寨，纵横七百里，分四十余屯。”又写陆逊发起火攻，“火光连天而起，江南江北照耀如同白日。……先主遥望遍野火光不绝，死尸重叠，塞江而下。”
为了故事情节的紧凑连贯，罗贯中特意将历史上的猇亭予以移位，形成了一幅以长江三峡为轴心的火烧连营七百里的精彩画卷。此外，小说中的“夷陵道”“吴会”等历史地名都被作者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地理移位，不一而足。
有些学者将小说中地名移位现象归纳为罗贯中误用地名的两大类型：“《三国演义》篇幅较长，所涉地名颇多，其中地名错误不仅数量大，而且种类多样，但就其本质而言，主要分为时间型错误与空间型错误两大类型。”
其实，小说故事中频繁出现“地名错误”现象，恰恰说明作者有意为之，以罗贯中深厚的历史基础，他不可能不知道许多地名的大体方位和产生时间，只有一种合理解释：就是他出于艺术描写的需要，明知故犯。
罗贯中明知故犯地“错用”三国地名，还集中体现在混合型地名移位上。所谓混合型地名移位，即所用地名既存在着空间移位性质，又存在着时间移位性质。这类地名数量在小说中虽然占比不大，但情况更复杂，蕴含的历史文化内涵更为丰富。
如第５５回写刘备去东吴招亲，用诸葛亮计脱离虎口，周瑜派兵一路追赶，小说先叙刘备一行急急走到刘郎浦，后写周瑜亲率水军追来，一直追至“黄州界首”。
显然，此处“刘郎浦”应在鄂县地界（后为武昌县，今湖北鄂州市）。刘郎浦又称刘郎洑，在今湖北石首市城西北江滨，位于鄂州市上游约七百余里处，得名于刘备招亲故事，明显属于后世地名。
唐人吕温有《刘郎浦口号》一诗：“吴蜀成婚此水浔，明珠步障幄黄金。谁将一女轻天下，欲换刘郎鼎峙心。”元人吴三省注《资治通鉴》卷二百七十六所载地名“刘郎洑”曰：“江陵府石首县沙步有刘郎浦，蜀先主纳吴女处也。洑，房六翻，洄流曰洑。”
小说中“刘郎浦”是时间移位地名无疑，但它同时又是地理移位地名。宋元时期武昌县境（今湖北鄂州市）亦有地名“刘郎洑”，苏轼在诗文中有“王齐万秀才寓居武昌县刘郎洑”之句，但此刘郎洑是民间讹传。《明一统志》卷五十九云：“流浪洑：在武昌县东江上，俗讹为‘刘郎洑’。”
可见，武昌刘郎洑本名流浪洑，与刘备招亲故事无关。历史上吴蜀联姻虽然各怀私心，但总体上平和喜庆，不存在周瑜率部追杀刘备的场景。熟读史籍、博学广见的罗贯中不会不知道荆州刘郎洑的大体位置和相关历史传说，但他为了突出周瑜与诸葛亮、刘备之间的矛盾冲突，将刘备集团迎亲地点从石首县向东迁移七百余里至武昌县境，让周瑜亲率精锐水师从柴桑追至武昌刘郎洑再追至黄州地界北岸，终被诸葛亮挫败。
再如第６６回描写鲁肃在陆口临江亭设宴，邀请关羽单刀赴会。陆口，陆水入江处，在今湖北咸宁赤壁市境内，处于长江南岸（历史上关羽单刀赴会处在今湖南益阳），历代文献中并无陆口建有临江亭的记载，倒是唐代储光羲、刘禹锡等著名诗人写过有关北固山临江亭的诗作，今江苏镇江市著名的北固山上有临江亭，宋时改名为多景楼。
《江南通志》卷三十二载：“多景楼：在丹徒县北固山上，宋太守陈天麟建，唐时临江亭故址。米芾有《多景楼呈某使君》诗。”足见“临江亭”也是一处地理移位兼时间移位的三国地名。
又如第８３回描写东吴老将甘宁带病参加夷陵之战，被蜀将沙摩柯“一箭射中头颅，宁带箭而走，到得富池口，坐于大树之下而死”。富池口即富水入江处，在今湖北黄石市阳新县富池镇江滨，距离夷陵之战发生地（今湖北宜昌市）足足一千二百余里，年老病弱又身负重伤的甘宁不可能逃跑到千里之外的地方流血而死，故而“富池口”是一处地理移位地名。
而“富池口”之名起于何时？《水经注》载有“富水”“富口”等地名而无“富池口”，“富池口”常见于宋人著作中，如北宋地理学家朱彧《萍洲可谈》卷二曰：“九江之上富池口属兴国军，富池口有吴将甘宁庙。案：《吴志》：‘甘宁屯当口’，或疑其富池口也。”甘宁生前曾出任东吴西陵郡太守，“权嘉宁功，拜西陵太守领阳新、下雉二县”阳新县富池口与甘宁确实关联紧密，但“富池口”显然又是一处被罗贯中提前使用的时间移位地名。
在中国民族发展史上，许多地名随着民族的迁徙而迁徙，如楚人最初居丹水之阳，其地称“丹阳”（今河南淅川一带），随着楚人南迁湖北、东迁江浙，今湖北秭归、枝江及江苏镇江等地均有“丹阳”之名。但在文学创作中对原有历史地名进行迁徙，实为罗贯中的发明创造，虽然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名迁徙有着本质的不同，但形成的结果却十分相似。
今天许多地方出现了相同的三国地名，如宜昌江北有猇亭，江南也有猇亭；保康有景山，当阳也有景山；镇江有临江亭，陆口有临江亭，益阳也有临江亭；石首有刘郎洑，鄂州也有刘郎洑；黄州有乌林，洪湖也有乌林；潜江有华容道，监利有华容道，鄂州也有华容道；等等。《三国演义》中罗贯中迁移历史地名的“明知故犯”，至少在客观上极大地丰富了三国地名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