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失去北方疆土，首都移至杭州后，南宋的*治、经济中心重合于太湖平原，国内交通主轴线的东西转向日益明显。在经济、军事和*治因素的综合作用下，荆湖地区与北方的商业联系大为减弱，贸易活动主要呈东西向展开。
一、南宋贸易方向的转变与商业市镇的进展
一方面，荆湖与川蜀的联系更加密切。蜀地屡经兵火后，经济凋敝，需要荆湖支援，大量援助物资溯长江进入四川。长江沿岸地带蜀人日益增多，如江陵“沙市堤上居者，大抵皆蜀人。不然，则与蜀人为婚姻者也”；鄂州“四方商贾所集，而蜀人为多”，“蜀兵远送者，封桩裹粮之具，至此当尽数贸易，非三日不可了”。位于长江上中游过渡河段的归州新滩“两岸多居民，号滩子，专以盘滩为业”。大量以盘转船只越过险滩为生的人员的出现，从侧面反映了川蜀与长江中、下游往来船只数量规模的庞大。
另一方面，荆湖向江南的粮食外销规模进一步扩大。经过百余年的开发，湖南已是“土地沃衍，最为出产谷米财物去处”，而江南大量人口的消费和当地农业种植结构的转型则使其逐渐成为粮食消费市场。潭、鼎、澧等州，“苟非歉岁，则商贾兴贩，舻舳如云，水溢则必由华容，水落则必出巴陵。”当地水运便捷，不仅富商大贾，普通百姓也积极参与到这种跨区域粮食贩运中，世代沿袭形成贸易传统。大商贾和农业小生产者与大区域市场更密切、直接的联系也使荆湖地区与江南市场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使地区商业更加繁荣。
由于荆湖地区受战争直接破坏较小，经长江和湘江展开的贸易活动方向也没有发生大变动，因此，其在南宋的农业生产、主要交通线和城镇商业空间格局基本承袭北宋。不过，国家*治和经济局势改变和区域持续开发仍对荆湖商业城镇空间格局产生了一定影响，主要表现为长江沿线商业中心的东移和交通便利地带商业城镇的进一步发展。南宋时期，沙市虽然依旧是“大商辐凑”的商品流通枢纽，但鄂州作为“荆襄之肘腋，吴蜀之腰膂，淮南江西为其腹背，四通五达”，地势更显冲要，逐渐取代江陵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中心。鄂州农业与江汉平原的发育同步推进，南宋大量驻军又形成了颇具规模的消费市场，导致当地商业不单是过境贸易，更与其他地区间的商品流通有机联系起来，本地商品生产和市场发展得到促进。鄂州城“贾船客舫，不可胜计，衔尾不绝者数里。自京口以西，皆不及……市邑雄富，列肆繁错”，成为“虽钱塘、建康不能过”的都会。
城外南市的繁荣同样引人注目，这些描绘透露出如下信息：第一，“川、广、荆、襄、淮、浙贸迁之会”说明其商业联系范围已超越长江流域，几乎扩展到南宋控制的全部疆域；第二，船舶不可胜计，货物不问多少都“一日可尽”，体现出其每日人员和商品流动量以及交易量的巨大；第三，酒肆楼栏的数量和规模庞大表明当地餐饮服务业发展程度较高，也映射出其商业的繁荣。可以说，鄂州城和城外南市共同构成了长江中游最大的商贸集散中心。南市的兴盛折射出当时长江沿岸商业市镇的繁荣，除了规模较大的南市和沙市，其他一些中小市镇也有所发展，如鄂州金牛镇“民旅翕聚，亦千家市也”。
在洞庭湖以南地区，一些河流交汇或邻接不同城县、交通较为便利且人流量大的地方也逐渐形成新的商业市镇。比如，潭州桥口镇“当长沙、益阳、湘阴三县界首，商贾往来，多于此贸易”，因市成聚，庆元年间户数已超过两千。由于居住地不足，“于夹江地名暴家歧者，又为一聚落，亦数百家。”因位于县域边界，行*事权分散，*府监管力度弱，且“四通八达，水陆无迹”，违法者易于逃匿，故“常有劫盗入市，剽掠富家财物而去”。有研究指出，由于该时期跨界地带行*控制力较弱而商业贸易自由度较高，具有跨境转运贸易的地缘优势，因此，随区域经济交流不断发展并逐渐摆脱行*区限制，跨界市镇也大量出现。荆湖地区因其市镇体系及监管机制尚不完备成熟，劫盗、走私、漏税等违法活动往往与活跃的商业并生，如地跨鄂州蒲圻与岳州临湘的新店、常德府武陵和龙阳两县靠近潭州产茶区的地带、武冈军新宁和永州东安等位于州军边界且与溪峒相通的地方等，皆属此类情况。
不过绝大部分市镇规模有限，未能发育出南市、沙市这类成为区域贸易枢纽的市镇，其商业联系范围大多类似桥口镇，主要集中在周临地区。西南部经济相对落后的辰、沅等州，在南宋时因交通格局转向和*府对西南地区的管理逐渐稳定而经济进步较大，以沅水为核心的河谷平原和沅麻等几大盆地城市体系大体成形，交通便利的沿河地带商业城镇也有所发展，不过规模仍非常有限。南宋荆湖地区商业城镇格局大体承袭北宋。受国家交通轴线和经济格局转变的影响，贸易活动主要呈东西向开展，长江、汉水交汇处的鄂州城和南市取代江陵和沙市，成为长江中游最大的商业交换轴心。在商品流通地域范围和规模扩大的刺激下，不仅以南市和沙市为代表的附郭和交通枢纽市镇继续发展，交通便利而*府管控力较弱的行*区交界带也成为市镇的勃兴地，一定程度上填补了空白地带。虽然缺乏南宋荆湖路所有市镇的详尽信息，但结合北宋商税务分布和南宋市镇发育的案例，有理由推测，至少在东北部长江—洞庭湖—湘江这一重心地带，已经形成具有一定层级和密度的商业城镇网络。
二、结论
北宋荆湖在农业生产方面进步迅速而显著，在沿袭与北方贸易的同时，其与江淮地区形成了以粮食—食盐交换为主的商业联系。南宋荆湖与北方的贸易被中断，但与川蜀及江南的经济联系加深，跨区域贸易主要沿长江呈东西向展开。五代两宋荆湖商业城镇的发展与空间格局演变是地区受*治、军事因素限制的同时，顺应并利用当时经济格局和本地物产资源的结果。商业城镇的空间格局经历了从五代长沙、江陵两个主要*治中心城市作为区域商业中心点状发育，到宋代商业城镇沿长江和湘江呈带状分布，再到商业市镇不断发育，使部分地区商业城镇网络逐渐密集起来的过程。其发展轨迹表明，对于荆湖这一无法直接开展跨区贸易并且在*治和经济上又不具有绝对重要地位的内陆区域而言，其商业繁荣很大程度依赖于*策导向，以及本地与商业发达地区贸易联系的紧密度。
荆湖东北部的发展速度和程度始终高于西南部，商业城镇的空间分布同样东北密、西南疏。这既是洞庭湖平原农业生产的水热条件和交通便利度优于西南部山区的体现，也是这一时期国家经济重心逐渐转移至东部的江南，以及区域开发由近及远、从稳固统治区向边地深入的结果。农产品商品化程度和普通民众贸易参与度的不断提高，将荆湖地区与更大范围的市场更紧密连接起来。长沙、江陵、沙市、江夏、南市等区域性商品集散中心和其他中小商业城镇的发育使区域商业城镇网络逐渐形成，纵深层级增加。几大商业枢纽城镇的繁荣显示出这一时期南方非江南核心区商业城镇所达到的高度，但它们与荆湖西、南部城镇间的巨大落差，也提示着荆湖区域市场尚未充分连成一体，仅是完成了地区商业城镇网络构建的初级阶段。
结语
通观五代与两宋，荆湖地区商业发展和商业城镇空间格局演变既有连贯性，又呈现出阶段性特点。就前者而言，其商业进程与国家*治局势、本地和外部区域的贸易情况联系在一起，长江和湘江始终是商业城镇的主轴，交通区位优势是长江沿线商业城镇发展最主要的推动因素，而洞庭湖以南地区则比较依赖本地物产的外销。就后者而言，五代的割据格局以及楚和荆南对商业的依赖，为地区经济开发和商业进步提供了重要推力，其与北方的茶叶贸易带动了地区商业的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