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之名，始见于憧约，而盛著于陆羽茶经
洪武五年，定四川茶法。当时四川产巴茶凡四百七十七处，共有茶树二百三十八万六千九百四十三株，令四川产茶地方，照例每十株官取一分，征茶二两，其无主者，令人蒸种，以十分为率，官取其八，岁得茶一万九千二百八十斤，令有司收贮，专资易马。为了对茶马贸易进行专门管理，此时还设立了都转运司及茶马司等机构。四川茶课，国初定为一百万斤，后减为八十四万三千零六十斤。这是洪武时期对边茶茶课与税率的确定。明朝*府为了与藏族进行茶马贸易，让茶户集中精力种茶，下令对天全地区的茶户免除其他摇役，“专令蒸造鸟茶，运至岩州，置仓收贮，以易番马”。二十一年，令差人闸办四川天全、六蕃招讨司茶课以为定额。
同时，明太祖“又令四川碉门、永宁、绮连诸处所产剪刀粗叶茶，立局征税，易换红缨、毡衫、米布、椒蜡，以备官用。其民所收茶，照江南茶法，于所在官司给引贩卖”。这种剪刀粗叶茶原来“惟西番夷撩用之”，内地并不消费此种茶，与其他地方所产巴茶也不同，此种茶不用来专资易马，但可以与番族地区的其他物品进行交易。为方便管理，明*府又专设五个茶局：一个在永宁，曰界首镇；一个在雅州，曰碉门；另外三个在成都，曰灌州、安州、绮连州。这些地方每年收茶九十一万六千三百八十斤，官收其十分之一，岁得茶九万一千六百余斤。洪武七年十一月，罢四川茶盐运司，十九年正月罢永宁茶马司，至英宗正统八年(年)裁绮连茶课司。可见四川产茶区域分为两类：一类是边茶区，所产之茶专资易马；一类是内地茶区，比照江南茶法进行管理。
对纯粹意义上的内地茶区，即上述陕西、四川之外的其他产茶区域，因为多数地区都处江南，因此明朝将这些区域所行的榷茶之制，统称为江南茶法。具体内容为：茶户按照国家确定的茶课数额缴纳后，可以自行销售。但是商人在前去茶户的茶园购买茶叶时，必须先到官府纳税买引，即前面所说的茶引，必须按照*府所确定的税额缴纳完毕后，才可以从事买卖行为。“凡征课，洪武初年定，凡卖茶去处，赴宣课司，依例三十分抽一分，芽茶、叶茶各验价值纳课，贩茶不拘地方。”这些地方主要有南直隶的常州、庐州、池州、徽州，浙江的湖州、严州、街州、绍兴，江西的南昌、饶州、南康、九江、吉安，湖广的武昌、荆州、长沙、宝庆，四川的成都、重庆、嘉定、夔沪等地。“商人中引则于应天、宜兴、杭州三批验所，征茶课则于应天之江东瓜埠”，当时商人买上述这些地方的茶叶，要到这三个批验所买引，各地所征茶课也要解缴于特定的机构。
“其上贡茶，天下贡额四千有奇，福建建宁所贡为最上品，有探春、先春、次春、紫笋及荐新等号。旧皆采而碾之，压以银板，为大小龙团。”这种制茶方法延续了宋代制造大小龙团贡茶的工艺，由于制作工艺较为复杂，明太祖认为此种方法甚劳民，“罢造，惟令采芽茶以进”，并置茶户五百，免其摇役，因“上闻有司遣人督迫纳贿，故有是命”。后来，明代不管是贡茶还是内地茶，都采用了叶茶与芽茶的形式，制作工艺相对简单，节约民力，体现了当时明太祖爱惜民力的思想。明太祖的这一诏令对民众消费茶叶的方式也产生了重要影响，丘浚就说：“茶之名，始见于《憧约》，而盛著于陆羽《茶经》。
唐宋以来，遂为人家口用，一口不可无之物。然唐宋用茶，皆为细末，制为饼片，临用而辗之。唐卢全诗所谓‘首阅月团’，宋范仲淹诗所谓‘辗畔尘飞’者是也。元志犹有末茶之说。今世惟闻闽广间用末茶，而叶茶之用，遍于中国。而外夷亦然，世不复知末茶矣。”贡茶属于明朝上供物料的组成部分，一般也岁有定额，称为“岁进”。虽然明朝规定“上司收一应物料，仰本府州县照依按月时估，两平收买，随即给价，毋致亏官损民”。但更多的时候是由地方无偿供给的。因为贡茶只限明代皇室消费，因此既不存在茶户有余茶销售的问题，也不存在商人纳钱给引的问题，因此不受明代茶事管理机构的管理，而是受坐派的管理制度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