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全州民间文史爱好者蒋咸喜等人为了哗众取宠，断章取议使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来“证实”零陵是全州最古老的地名之一：据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教学参考地图集》中说，中国共有夏代以前的古地名34个。而全州在夏代以前出现的上古零陵就是其中之一。
那么事实果真如此吗？否！年，广西方志馆地方志权威专家若谷先生在《广西地方志》刊物上发文说：《中国历史地图集》（第二册）（中国地图学社制，年出版），其中第7一8图绘秦代淮汉以南诸郡，零陵县作为长沙郡的属县，绘于今灵渠之北全州之南。该书的前言云：“秦王朝郡县，按公元前年至年的设置编绘。”“秦灭六国至西汉统一前的地名，西汉时又为县的，都作为秦县处理。”若谷先生认为，“作为秦县处理”就不一定“实为秦县”，编者说得很清楚，《全州县志》（年版）怎能以此为据定作行*区划入志呢？
考零陵之名先秦就有，最初都作为地名与苍梧及九疑连在一起.《史记·五帝本纪》云：“（舜）崩于苍梧之野，葬于江南九疑，是为零陵。”《山海经·海内经》云：“南方苍梧之丘，苍梧之渊，其中有九嶷山，舜之所葬。”东晋郭璞注曰：山今在零陵营道县南，其山九溪相似，故云九疑，古者总名其地为苍梧也。”那时讲的零陵，乃泛指衡山西南之地。随着历史的变迁，知名度较高的传统地名渐同郡县*区命名结合起来，到了汉初零陵之名向西移，苍梧之名向南移。汉武帝平南越前，“元鼎五年秋……故归义侯二人为戈船下厉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史记南越列传》)这里所讲的零陵当在湘潇二水合流以后处，由此而上的两路军，一入湘江过离水，一入潇水下贺江。到元鼎六年立零陵郡县于湘江上游后，零陵始与湘水源头连在一起。《汉书地理志》云：“零陵。阳海山，湘水所出。”《水经注湘水》云：“出零陵始安县阳海山，即阳朔山也。应劭曰湘出零陵山，盖山之殊名也。”
由此看来，地名与*区名虽有联系，但不能混同。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地图集》（地图出版社年12月出版)，其中秦统一图，长沙郡属就只标出一个临湘县，那是史有明载的郡治县，编绘者的态度是比较严谨的。
那么问题来了：“零陵”之名并非是全州乃至于广西的最早古地名，那么谁又是全州乃至于广西的最早古地名呢？下面我们来看中国最具权威的考古学家、原广西博物馆馆长、广西自治区考古队队长、兴安人蒋廷瑜在年发表在《广西*协网》上的“广西地区最早的县——洮阳县”文章，怎么说的：
广西地区最早的县一一洮阳
历史上广西最早的县在哪里？这是研究广西郡县沿革的学者尚未解决的问题。按一般常识，谈论广西郡县沿革之始，都以《史记》和《汉书》为依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秦始皇统一岭南时，于三十三年（公元前年）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今广西的大部分属桂林郡，小部分属于象郡。但是这些文献略而不详，郡下辖哪些县，无从推考。《汉书·地理志》较之《史记》显然详细得多，郡下都注出了所辖县名和郡县设置的年代。
据史料统计，今广西属当时的苍梧、郁林、合浦等郡，桂北部分县属零陵郡，桂西边区属群牁郡。但《汉书·地理志》所反映的只是西汉晚期平帝元始二年的郡县情况，在广西各郡下虽都注明“武帝元鼎六年开”，如果可信，也只能上推到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年）平南越后，仍无法与秦时郡县比较。经对贵县罗泊湾西汉初期墓出土的漆器铭文“布山”的考证，可以推断西汉初年在桂林郡下已有布山县，甚至可以说，在秦代设桂林郡时就有布山县了。(布山”考》，见《广西日报》年3月10日第三版)可见，在今广西境内设县的年代相当早。但是，从考古发现的材料来看，我认为布山还不能说是广西区内最早的县，在桂东北走廊北端的洮阳县比布山县更早出现。
洮阳县在《汉书·地理志》上记载明确，属零陵郡，西汉晚期已存在是不成问题的。如果按照零陵郡是“元鼎六年置”的说法，则公元前年就有了。
但根据同书的《王子侯表》，记载汉武帝元朔五年（公元前年）封长沙定王发之子狩燕为洮阳靖侯，则说明元朔之前洮阳就已建县，比元鼎六年又早十三年。那么，洮阳究竟是什么时候设县的呢？
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三幅绘在帛上的地图，其中一幅是西汉初期长沙国南部的地形图，在图的西北角标有“桃阳”二字，外加方框。(《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地图的整理》，见《文物》年第2期)按这幅地图的图例，方框是县级单位的符号，说明“桃阳”是县名。其地理位置相当于今全州县西北，湘江西岸，恰好在《汉书·地理志》所载零陵郡范围之内。清人顾祖禹在《读史方舆纪要》中说“洮阳废县，（全）州北三十五里，汉置县，以洮水经其南而名。”《广西通志》也说：洮阳县古城址“在全州北三十五里，地名改州滩。”经实地调查，今全州县永岁公社大塘大队梅潭村背后，俗称“城墙上”，旧名“改州滩”，确有一处古城址，城墙基址尚存，城内地面可以看到许多绳纹板瓦和筒瓦，蓝纹、席纹、米字纹、方格纹等印纹陶片，都是汉代及其以前的遗物，城墙之外附近的山上有汉代墓葬群。这个城址应该就是顾祖禹说的洮阳县故城。核之马王堆帛书地图，也即是“桃阳”县城，“桃”无疑是“洮”字的别体。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一件纪事木牍书写有“十二年二月乙巳戊辰”等文，表明该墓下葬的时间是汉文帝初元十二年（公元前年）。(《马王堆二、三号汉墓发掘的主要收获》，见《考古》年第一期)这幅地图绘制的时间肯定比它埋葬的年代要早，可见在西汉初年就已有了洮阳县，比《汉书·王子侯表》记载又早四十四年。然而这已不是孤证。年在长沙的一座属于文景时期（公元前一前年）的汉墓中，出土过两枚滑石印章，一枚印文是“洮阳长印”，一枚印文是“逃阳令印”。(《长沙出土西汉印章及其有关问题研究》，见《考古》年第4期)两印相校，“逃”应当也是“洮”字的别体。同墓还有两枚私印：“苏将军印”铜印和“苏郢”玉印，“苏郢”应是墓主的姓名。令、长都是汉代一县的行*长官，“洮阳长印”“逃阳令印”就是苏郢任洮阳县长、县令时的官印明器。按《汉书·百官公卿表》说“万户以上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减万户为长，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看来，苏即在文景时期，先做了长，后又做洮阳令，在他的任期内这个县的人口有所增长。这就完全可以说明，洮阳县不但在汉初确已存在，而且已由不足万户的小县递升为万户以上的大县了。
但问题还不仅在此。根据一些考古迹象，洮阳始设县的年代还可以追溯到战国时代。年安徽寿县发现一件“鄂君启金节”，记载了楚怀王时代楚国境内的水陆交通干线，其中由郢都（今湖北江陵）往南行的水路，有一段是“上江，内湘，庚碟，庚兆卜阳”。(《寿县出土的“鄂君启金节”》，见《文物参考资料》年第四期)“内湘”就是从长江进入湘江，“庚”表示经过某地的意思，“蝶”、“兆卜阳”都是地名，皆为当时的城邑关戍的所在地。由此可见，楚国的鄂君启的船只可以溯湘江而上经过兆卜阳南行，兆卜阳肯定是在楚国的管辖范围之内，并且一定设有城邑关戍。“兆卜”与“挑”字也相通假，兆卜阳既在湘江上游，无疑也就是后来的洮阳。
在战国时代前期，楚悼王用吴起为令尹，变法富强，曾一度“南平百越”。(《史记·吴起列传》)而“百越”在当时是泛指岭南而言的。吴起“南平百越”应当是指楚军越过五岭进入岭南地区的军事行动。洮阳一带最近是楚地，这时，归入楚国版图是可信的。近年来在洮阳以南的兴安界首和灌阳新街、黄关等地不断发现战国时代墓葬和零星遗物，其风格与湖南楚墓相近似，也可作为楚国势力到达的旁证。楚国平了“百越”以后如何处置呢？很可能是采取象“已破陈，即县之”的办法(《史记·楚世家》)，在这些地方设县管理。因为的最初设置主要是一种边防机构。春秋时代初期，秦、晋、楚等大国往往把新兼并的土地建设为县，这种县多设在边地，带有国防性质。到战国时代，县的设置已很普遍，大凡有城邑的地方都已建立为县，故史书上往往县、城互称。
吴起南平百越，把楚国的版图向南推进，在新占领的地区要进行管理，就不可能不设县。洮阳处在湘江上游，已进入越城岭的东南侧，应是当时楚国南境的军事要地，设县的可能性就更大。因此，到楚怀王时这里是鄂君启的船只航行到楚国极南的大站，应该还是楚国城邑关之所在、也就是当时的县邑。所以，洮阳立县应在秦以前，说它存在于楚怀王时代（公元前一前年）是不为过的。如果按吴起平百越一事推断，还可能早到楚悼王晚年（公元前一前年)。当然，这后一种说法仅是根据“鄂君启金节”作出的推断，还需要有更多的资料加以证实。
总之，洮阳设县不限于汉武帝元鼎六年，至迟应在西汉初年，说它始置于战国时代也不无根据。因此，它应比布山设县的年代更早，是目前所知现今广西境内年代最早的一个县。
从以上广西两位重量级的权威（一个是地方志权威，一个是全国考古权威，他们都是广西人！）发表的文章来看，都证实：广西最早的县不是“零陵”而是“洮阳”县。那么不用多言，全州坐实是洮阳县最有资格的继承者，为争“零陵”、抢“九疑山”，根本就是竹篮打水，空喜一场！
广西两位权威专家的重大研究成果，打脸了全州民间文史爱好者蒋咸喜之流！既然全州的“零陵”是汉以后的零陵，且在“洮阳”名（公元前年）之后，那么既使全州有“零陵”之名，也是在汉朝既公元初年时期，司马迁《史记》所说“舜葬江南九疑，是为零陵”还会指你全州吗？显然不是！因此，全州哪来的“九疑山在全州”一说？又哪来的“葬全州”一说？蒋咸喜作为一个民间文史“专家”竟敢罔顾历史于不顾，公开挑战广西两位最具权威的文史和考古学家，妄言《史记》“舜葬江南九疑，是为零陵”的“零陵”就是今全州，以此天天在网上制造谣言，我不禁要问：你哪来的底气？真是无知者无畏！